金陵刻经处_江苏国际在线

金陵刻经处

十朝都会“江南佳丽地” ，南京城里，沧桑胜迹信手拈来，风流人物数之不尽，人道“每一寸土地都有故事” ，诚非虚言。对社会现实深感失望的杨仁山，从大乘佛教中看到了进取精神和救世精神，然而当时佛教同样面临着经典缺失、佛学不彰的危机，所以他率先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以刻印、流通经典为基础，进而兼及佛教义理研究和人才培养，以这样的方法实现自己弘法利生的理想。杨仁山创设金陵刻经处，刊印流通佛经，兴办祇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实施佛学教育，不但培养了一代僧侣和居士中的领袖人物，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的佛教变革，而且对晚清民国的思想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十朝都会“江南佳丽地”，南京城里，沧桑胜迹信手拈来，风流人物数之不尽，人道“每一寸土地都有故事”，诚非虚言。

步入这样一座庭院，绿树掩映，曲径通幽。深柳堂、经版楼、居士塔，庄严肃穆。刻经、印经、装订、流通，井然有序。庭院中屹立着的四尊雕像—杨仁山、欧阳渐、吕澂、赵朴初，是金陵刻经处的创建、继承与守护者，也是我们得以重新进入这一段历史的引领者。

是的，今天便将为大家解说杨仁山居士与金陵刻经处的故事。

本期宅家阅江苏为您推荐的是由薛冰著的《金陵刻经处》。金陵刻经处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佛教文化机构，珍藏多种佛教典籍，促进了中国近代佛学的复兴。金陵刻经处完整地保存了雕版水印和线装函套等传统工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的保护单位，延续了中华传统文化。既体现着深厚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底，也洋溢着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精神，推动了中外学术文化交流。《金陵刻经处》是“符号江苏”系列丛书中的一本，以深入浅出的文字介绍了该处的历史和文化。

本书目录

金陵刻经处的创建

金陵刻经处的创办人杨文会，字仁山，人称深柳大师，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卒于宣统三年（1911），安徽石埭（今属黄山市黄山区）人。

杨仁山生活的时代，中华民族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数志士仁人，披荆斩棘，抛头洒血，探索救亡图存、富民强国之路。对社会现实深感失望的杨仁山，从大乘佛教中看到了进取精神和救世精神，然而当时佛教同样面临着经典缺失、佛学不彰的危机，所以他率先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以刻印、流通经典为基础，进而兼及佛教义理研究和人才培养，以这样的方法实现自己弘法利生的理想。

青年杨仁山

生长于官宦世家的杨仁山，熟谙经史，而无意科举，自述“幼时喜读奇书，凡道家、兵家以及诸子莫不购置”。同治二年（1863）七月，其父亲杨摛藻去世，次年杨仁山回乡葬父，返省城安庆后感染时疫，卧病日久，养息中得读《大乘起信论》，深受启迪，连读五遍，有豁然开朗之感。可以说，正是这一卷《大乘起信论》改变了杨仁山的人生道路。从此他到处访求佛经，一心学佛。同治四年（1865）杨仁山受曾国藩委任，“董江宁工程之役”，负责南京重建工作中的廨宇工程。因为他业务娴熟，所经办的工程坚固省费，非他人所能及，曾国藩、李鸿章皆以国士视之。杨仁山遂举家迁居南京，生活得以安定。

其时江南因久经劫火，文物典籍损毁殆尽，以致一经难求，连《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都不可得，佛教徒中认真研读佛经的也不多。杨仁山和朋友们认为，当此末法世界，弘扬正法，首先要刻印、流通佛经，以传布法音，普济众生，于是发愿刻印佛经。

杨仁山手批佛经（南条文雄赠）

此后几经筹划，同治七年（1868）中秋，杨仁山与杨长年、余治、隆凯臣、赵彦修、龚定瀛、魏耆、徐璧如等十五位居士发起人公议，最后由杨仁山手订《募刻全藏章程》与《金陵刻经处章程》，在金陵鸡鸣山北极阁发布。金陵刻经处是近代中国第一家由私人创办的融雕版、印刷、流通及佛学研究于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如果说《大乘起信论》是杨仁山人生际遇的转折点，那么，杨仁山创立的金陵刻经处，则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命运的转折点。中国近现代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全面复兴的恢宏篇章，由此正式启动。

深柳堂

时代思想与佛教复兴

杨仁山创设金陵刻经处，刊印流通佛经，兴办祇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实施佛学教育，不但培养了一代僧侣和居士中的领袖人物，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的佛教变革，而且对晚清民国的思想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那一时期围绕佛教展开的论辩，同样不可避免地涉及新兴思潮。因此，对金陵刻经处的深入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作为探索中国近代佛教史以至晚清民国思想史的一把钥匙。

谭嗣同梁启超

“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与金陵刻经处的关系，历来最为研究者所重视。光绪二十二年（1896）六月，谭嗣同以江苏候补知府的身份来到南京。在宁期间，他对官场黑暗极为不满，心中苦闷，于是从杨仁山研究佛学，开始大量阅读佛学书籍， “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梁启超《谭嗣同传》），两人建立了深厚友谊。谭嗣同将杨仁山居士尊为自己的学佛导师，他的《仁学》就是在南京期间写成的。

《仁学》

正因为维新党人与革命党人都曾从佛学中汲取营养，研讨佛学也就成为清末民初文化界的一种风尚。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曾经施洋六十元，委托金陵刻经处代为刻印《百喻经》百部为母亲祝寿。现在金陵刻经处仍保存着那一部《百喻经》的雕版，并且在1981 年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重新刷印《百喻经》以为纪念。鲁迅先生在民国初年也曾一度认真研读佛经，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但他并不以此为信仰。民国年间捐资给金陵刻经处刻印佛经的，远不止于佛教界，政界、军界名流乃至思想、文化界的大师巨匠，都与金陵刻经处有交集。不少人捐印佛经并无特别纪念意义，就是属于慈善捐助。

鲁迅捐刻《百喻经》

沧桑沉浮初心不改

宣统三年（1911）八月十七（10月8日），杨仁山居士去世，仅隔一日，辛亥革命爆发。金陵刻经处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一样，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程。杨仁山去世的当天晚上，佛学研究会同仁在南京碑亭巷蒯寿枢住宅开会，商议维护金陵刻经处办法，公推梅光羲、吴缪、欧阳石芝、狄楚青、叶子贞、梅光远、李翊灼、王雷夏、李世由、蒯寿枢、濮伯欣等十一人为董事。金陵刻经处由此进入董事会护持管理时期。董事会秉承杨仁山遗意，由其弟子欧阳渐、陈镜清、陈义三人分负编校、流通、交际之任，共同负责刻经处事业，继续刊刻《大藏辑要》及其他佛经论疏。

金陵刻经处董事会名单

这些人是民国年间金陵刻经处的重要骨干力量。当时编校、流通、交际三个主任并无薪资，等于尽义务。其他如会计、印刷管理和流通等职员薪资低微，因流通经典、佛像均按成本收费没有余利，需靠外界资助。刻、印工人的工价，因算在成本中，所以部分可从流通经典价款中解决。陈镜清在世任职时，有杨仁山弟子陈汝湜热心护持，每月分送陈镜清津贴三十元、会计李石庵和刻印管理李可园各五元。梅光羲接任后，不但自己不取分文，委托代表薪资由其解决，还垫资一万多元作为流通周转金。蒯寿枢接任期间，适逢南京沦陷，金陵刻经处处境更为艰难，而经费所需都是蒯寿枢一力承担。正是他们，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薪火相传，使得金陵刻经处在战争动乱、风雨飘摇的时局之中，得以艰难维持。

欧阳渐

吕澂

为在烽火连天的岁月挽回世道人心，欧阳渐、沈曾植、章炳麟等共同发起成立支那内学院。欧阳渐去世后，1943年6月，吕澂继任院长。吕澂继师遗志，继续办理蜀院，开始聚众讲学。他的授课方式与众不同，他将佛学分成五科（后人称其为“五科佛学”），以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组成内学院院学。这个教学体系涵盖整个印度佛学，可谓近代佛学教学史上的创举。

吕澂著《西藏佛学原论》（右）

一个半世纪以来，金陵刻经处在杨仁山、欧阳渐、吕澂三代佛学大师的主持下，在后继者薪火相传下，绵延发展，成为海内外著名的佛教文化机构。金陵刻经处——支那内学院一脉相承的佛学法统，已经成为当代世界范围内佛教界、思想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随着进一步的弘扬扩展，应将在佛教界、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产生更大的影响。

如今，金陵刻经处是中国仅存的一家刻经机构，2019年11月，列入“金陵刻经印刷技艺 ”项目保护单位。金陵刻经处是收藏木刻佛教经像版的文物中心，也是世界范围内唯一的汉文木刻版佛经的出版中心。这里现存有十二万五千余块经版和十八种佛像版，杨文会居士从日本寻回的隋唐佛教佚书，以及《影印碛砂藏》《嘉兴藏》《频伽藏》《缩印藏》《藏文藏》《大正藏》与《续藏》等多种版本的大藏经，实乃佛教文物的一大宝库。这些古籍文物，既是学术界研究佛教的重要资料，也是佛教立教、传教必不可少的珍贵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