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当世（1854—1905），世称范伯子，江苏通州人。清末杰出的文学家、诗文名家、桐城派后期作家，南通近代教育的主要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著有《范伯子诗文集》。

范当世出身于南通诗文世家。早年师从通州城内有名望的塾师王兆榛、顾金标学习八股文。同治七年（1868），年仅15岁的范当世首次参加州试取得第二名，两年后院试为廪贡生员，但此后九次江宁科试均未得一第。青年范当世结交了张謇、顾锡爵、周家禄、朱曼君等朋友，意气相投，声气相求， 研讨学问，关心国事，促使了当时通州“士风稍隘，识分敦静”风气的转变。范与张謇、朱铭盘合称“通州三生”。

范当世

范当世25岁负笈出游，初从著名文艺理论家、兴化刘熙载学习《艺概》，后由张謇引见拜于张裕钊门下。张裕钊是曾国藩的得意弟子、“曾门四子”之一，其古文、书法都有精深的造诣。在学习的同时，范当世还参与张裕钊主持修纂的《湖北通志》工作，担任《婺妇传》部分的主笔。光绪七年（1881）秋，同为“曾门四子”的吴汝纶补任冀州直隶州知州，很想在文教方面有所建树。次年三月，张謇向他推荐了范当世，同时还附寄了一些诗作。吴汝纶看到范当世的出众文才，这才贻书相招。但是当时正值范当世准备秋季的乡试，而秋试不中后，又应允张之洞的邀约去襄助张裕钊撰辑《湖北通志》，以致未能应约北上。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武邑县令郑骧正式聘范当世出主观津书院。

范当世至冀州后，由吴汝纶力促而成的两件事，对他一生可说是关系至大。一是介绍与桐城姚蕴素的完婚。此事的完美结果，不仅消弭了范当世原先的丧妻之痛，更促使他进而搜研桐城姚氏文学的精义。另一事则是被介绍到天津李鸿章家担当李氏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

姚蕴素（1863—1944），字倚云，安徽桐城人，清代桐城派古文宗师姚鼐的侄曾孙女。桐城姚氏，家学源远流长。姚蕴素从小生活在浓郁的文学氛围之中，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吴汝纶对她的《蕴素轩少时诗稿》评价极高。范当世而立之年丧偶，古道热肠的吴汝纶热心地以双方的作品为中介，一手促成了诗人与才女的美满结合。光绪四年（1878）冬，范姚在安徽成婚。婚后的范当世决意不再参加进士考试，明确提倡学习西方进步文化。官宦世家出身的姚蕴素对此表示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她赞成范当世教育改革的主张，并最终投身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教育改革实践之中。范姚结婚十五载，以姚蕴素之言：“我和伯子名为夫妇，实为朋友，为师生，为知己也。”

范当世手迹

光绪十四年（1888）夏初，李鸿章打算安排即将成为自己女婿的张佩纶执掌莲池书院，以取代张裕钊的位置。消息一出，书院学生哗然反对，使得张佩纶不敢往就，而张裕钊因势难续留而坚决辞行，这让李鸿章陷入尴尬的境地。同年十月，本已厌倦官场的吴汝纶拜见了李鸿章，面辞冀州知州之职，并希望接任莲池书院的山长。此举无疑可为李鸿章解开大围，乐得应允。然而吴汝纶又考虑到范当世是因自己邀而北来冀州，如今离任，还得为他觅一去处，遂把范当世推荐给了李鸿章。但碍于再婚应酬和疾病需要静养等原因，范当世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才到李府。随着时局的发展， 李鸿章的和议之策遭到越来越多士流的不满。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 范当世以嫁女省亲为名，离开了李府。

光绪二十七年（1901），因通州东渐书院山长孙穆如亡故于任上，范当世应聘继其事。不久，清廷诏命各省于省城所属府州县筹设高等、中等、初等学堂。清廷关于学堂制度的改变，昭示着“新式教育”的到来，这使范当世看到施展自己才识的机会。光绪二十八年（1902），范当世与张謇、张师江、孙宝书等人呈请两江总督设立高等小学校，并抱重病奔走呼号，与张师江主持筹建工作，同时积极酝酿利用盐义废仓创办公立中学校（今南通中学前身），呕心沥血为办学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在《通州小学堂（今实验小学前身）宗旨》中，他对办学思想、指导大纲、发展方向乃至课程设置均作了科学合理的明确规定。在强调小学教育的重要性、表明自己的决心时说：“州虽小，乃天下之积；学堂虽小，居众学之先。自我为之，敢不重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