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

傅 雷

钱钟书

钱玄同

手捻“山羊胡”拄着拐杖的辜鸿铭、留着“一字胡”正襟危坐的鲁迅、背着手一派乐天知命模样的季羡林、一袭白色长衫与猫对望的钱钟书……新吴门画派代表人物周矩敏先生历时4年创作，用画笔刻画了150位“先生”形象，像颗颗珍珠串起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文化记忆。画中之人，只有两种姿态，或坐或站，在周矩敏看来，“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模样。

150位“先生”，

他要画出中国文化的“脊梁”

记者：整整4年时间，您潜心为150位“先生”画像，您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周矩敏：早在2000年前，我就开始以民国时期文人入画，但那时画的多是布衣文人，没姓没名。我只想通过诙谐风趣、个性化的笔墨语言，通过寻常的生活状态去表现富含哲理的普世意义，展现人性真实自然的一面。而这一次，我想表现一批具有中国民族脊梁的先生们，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初，生逢乱世，国家动荡，然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文人的气节令人钦佩，尤其是西南联大的老教授们，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抛弃西方优厚的待遇回到祖国，带领莘莘学子，行走在救国之路上，他们是值得刻画的知识分子。

这150人里除了“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文学大师外，还有敢于抗旨拒迁校的冯友兰，坚持原则不唯上的傅斯年，敢讲真话的梁漱溟，不图虚名的潘光旦……他们有信仰，有责任，有使命感，虽身怀绝技，但在生活中又显得平实可爱，纯真可掬。当下，对“信仰”的迷失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困惑的普遍现象。我们不缺专业导师，缺的是精神导师，他们应该是道德修养、民族风骨、学问精湛、爱国爱民的楷模，是被人们尊称为“先生”的优秀文人。为他们立传就是要立中华文化的自信。

记者：创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周矩敏：从技术层面来看，有些先生没有图像资料，一些依稀可辨的老照片还必须通过对文字资料的了解去丰满形象。当时，拍照是件很庄重的事，这些先生拍照时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神情专注，坐立皆规矩。静止单一的姿态无疑限制了美术创作的丰富性。一般来说，形态动起来，图像才能活起来，构图才能千变万化。生活中的正襟危坐和凝神肃立恰恰是图画中的忌姿，不太好表现。试想一下，150个人不是坐就是站，缺乏肢体语言的丰富性，画面该有多枯燥？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挑战。

记者：那您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周矩敏：文艺创作是个再创造的过程，不管画什么人物，一定要深刻理解他，当你吃透了，读懂了，你的笔才可能调动你的主观思想去处理画面。所以，最后创作这150个人物，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尽量注入更多的艺术处理方式去淡化这些单一姿势所造成的刻板。比如：强调人物形象的刻画，人物衣褶的处理，手持道具的多样性等。每个人物置身的场景，也有室内室外之分；就算同样是在室内，身后的背景也不一样，有的是花窗格，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博古架等；就算同样有屏风，你仔细看，款式图案也不尽相同。不同的配景，不同的处理手法，会给画面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每个人物所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气质派头都是跟他们的教育背景、个性、专长相关。比如，有留洋经历的和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先生，是不一样的；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及从事不同职业的知识分子，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也不尽相同。我试着找出每位先生独有的“痕迹”，并表现出来。

记者：单幅来看，每张画都是个体的心灵图景，但集中起来表现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像，你在创作时是如何把握的？

周矩敏：其实，我一开始只画了鲁迅、蔡元培、王国维等10个人，在我不断看书、找资料、熟悉他们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周围有一个群体形成了一股文化气场。这股气场上升为一种文化精神让你感动着。如果忽略群体力量的存在，那么个人英雄也会随之失去活力。这种时代文化的激流不断地冲击着我，最后促使我去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优秀人才太多，我定位在文哲史方面的杰出者。因为他们比自然科学家更具有社会影响力。尽管已画了150位，但仍有遗珠之憾。我不能再画下去，这4年，除了吃饭、睡觉，我所有时间都搭在这上面了。我是画完以后回头来看，才发现如果把这些人物罗列在一起，近乎于一部近现代文化史。

做人要诚实，

画画也是一样

记者：从布衣到文化名人，一直以来，您的画都偏向文人题材，用线也非常书卷气，这样的审美感觉是如何培养的？

周矩敏：先给你讲个故事。当年我的一位同学，画的是古画，学的是吴昌硕。当他得意洋洋地把画拿给我们的老师刘海粟看的时候，却遭到了严厉批评：吴昌硕他是80多岁的老人，他的用笔自然而然就这么苍老，你年纪轻轻，才20多岁的小伙子，为什么画得这么老气横秋？

刘海粟的这句话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那就是：画如其人，自然本质为好。做人画画均如此。很多画家老了以后他的画就天真烂漫了，这不是装腔作势，是返老还童了。做人、作文、画画都要诚实、坦率，千万不要装。我出生在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家庭，传统的生活样式、待人处事的分寸感深深影响着我，我的骨子里有这样的文化遗传基因。所以我能比一般人有更多的感受和恰当的表达。

记者：近年来，像老树画画这样一批文人题材画在互联网上受到欢迎，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周矩敏：老树画得挺不错的，他文画相配通俗易懂所以能够打动人，受众面广。他给每幅小画配一首打油诗，其言其说能够契合当代一大批小知群体的想法，诙谐幽默是紧张节奏生活中的减压剂，正好击中了中产阶级的一种闲情，有一种小情绪在里面，这种小情绪不能上纲上线，但看了会让人会心一笑。“遇上烦心事情，有点不大高兴。坐对一树桃花，心中忽然大静”，他描绘的正是人们向往的心态，刚开始看挺好玩的，但看多了，也有点腻。

临风赏月，品茶喝酒，可以作为一种减压方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心灵一块空地。但如果在行为上放大了这种心态，并不好。大家都不上班懒政，然后找一处高山空啸，身体懒散精神堕落，久之，会消极而误事。真正耐看的，还是要释放积极的正能量的东西。文艺作品既要有故事，更要讲道理。绘画除了审美需要外，还是要有教育意义的。

记者：您曾经说过，“艺术家要深植于生活的土壤中，这样才接地气”。信息时代，世界就是一块大屏幕，当代人的思维角度和观看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作为艺术家，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周矩敏：现代人活得匆忙，来去匆匆时间宝贵，“快餐文化”传递成为现实，一个节目几秒钟之内不能吸引眼球，就被换频道。就像写文章，如果开头无味，则兴趣全无。一目数十行，大致内容让人知道了耐心也就消磨殆尽了。我觉得新时代的绘画也是如此，我们要试着，通过形式语言去讲故事，非常巧妙地、一个包袱一个包袱地往外丢，才能把你的精神内核真正地传递出去。

比如，这一次我在用色方面，刻意让它明亮、雅致，比较符合当代人的审美；比如，如果把这150张画里所有的家具都罗列出来，可以开一个家具城了，也就留给了人们更多的空间去细细揣摩品味；再比如，每张画上，我都精选了画中的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朱自清的“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用得好时，又是一种艺术”，叶圣陶的“人们最高精神的连锁是文学，使无数弱小的心团结而为大心，是文学独具的力量”……每个故事都富有哲理，当观众感觉很有风趣很有意思的时候，我的表达已经蕴含在其中了。

我认为，人的价值观、性格直接影响绘画。人之开朗画亦阳光，人之内向画亦阴柔，我可能就是前者。

失去了精神力量，

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记者：在这次创作中，您特别强调“先生”这个称谓，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先生”？

周矩敏：4年中，我一边画，一边也是在积累自己。坦白地说，在创作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感动别人，是这些先生先感动了我。刘文典为《庄子》而生，林庚倾心唐诗，金岳霖专注逻辑学，赵元任玩他的语言学。这批先生大多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求，有传统名士的真性情，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演绎出许多逸闻趣事。据说黄侃在中大教书时和胡小石为甲骨文的真伪较劲，甚至忿而击碎了玻璃板，事后又“固如初常”。

我认为，精神信仰和学术坚守构建了先生们共同的人格特质，他们具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我心目当中，真正的“先生”一定要有爱国情怀，一定要有铮铮的风骨，一定要坚守道德底线。如果一个人相貌堂堂，却失去了精神的脊梁，那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记者：在您看来，先生们的精神对于当下社会生活的观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矩敏：始终洋溢着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是贯穿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主流。一百年前，国学大师辜鸿铭曾形容中国文人“温和平静，稳重节制，从容练达”。温和是教养，平静是修为，从容是逍遥，练达是世故。魏晋名士的风范、诸子百家的修为毕竟遥远，而这150位近现代的“先生”，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下的，他们身上的这种书卷气，这种精气神，是彬彬儒雅的中国文人的温度。家国情怀，始终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内在品质。

有一个故事说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学生觉得这门学问很枯燥，就问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金答：“好玩。”淡淡一句好玩，却有着无穷的深意。无论学术有多艰涩，抱着好奇好玩的态度钻下去，直至“状若木鸡”入“痴态”。在我看来，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是一个很好的启迪。中华民族要崛起，问题要想得大得不得了，做又要从很小的事情做起。 本报记者 陈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