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就一直在探寻，何为“江南”？何处是江南？查看典籍，“江南”虽最早出现于先秦两汉时期，但仅指江河以南。西晋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后，东晋以建康（今南京）为都。自南北朝文学家庾信一篇情辞恳切的《哀江南赋》开始，“江南”慢慢有了文化的符号。历史学家李伯重认为，所谓“江南”，在“八府一州”，指的是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从苏州府辖区划出来的太仓州。此统称为传统意义上的“江南”。随后，学界又衍生出“十府一州”之说。

那么，江南文化的秉性是什么？秉性，即天性，本性。明代散文家钟惺认为“三吴之水皆为园”，三吴之地，有水有园，有源远流长的文脉传承，水是江南文化的灵魂，是万物之源。江南文化的秉性就是在水文化的浸润下发展起来的包容性、内倾性和自省性。

所谓包容，与水有关。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自泰伯奔吴开始，以“吴”文化为典型代表的江南文化就开始了其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发展历程。泰伯、仲雍南奔，为当时“断发文身、刀耕火种、饭稻羹鱼”的江南土著文明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完善的礼仪制度等。自此，“吴”开始成为这一地区的代称和简称，并且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绵延千年。泰伯是吴文化的始祖，而“吴”国的第二十四任君主阖闾大帝，则将吴文化推到了历史的顶峰。阖闾在位，任用楚国人伍子胥建造阖闾大城，为吴国拱卫了疆土；任用齐国人孙武子，为吴国锻造了一支战斗力无敌的军队。阖闾的开放善用之于吴国的兴起意义重大，吴国从此争霸四方。其后，勾吴文化作为江南文化的一部分，在三千多年里发展演变并大放异彩，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不久刚结束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江南一带的外来人口占比很大。以江苏第一人口大市苏州为例，其外来人口远超本地户籍人口，达到了700万。苏州已成为仅次于深圳的全国第二大移民城市。正是这些外来人口与苏州本地人民一起，创造了以“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为代表的苏州“三大法宝”，实现了“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图景。

所谓内倾，主要是指江南烟水孕育了稻作文明。江南的先民们较早地在这方热土上开展种植和生产，地区内人口相对稳定，人们安居乐业，经济发达。这是一种崇尚自然、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观，这是江南文化中所特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智慧。水是人类生存的命脉，同样也是一座城市建立、发展、繁荣的重要条件。《尚书·禹贡》记载“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太湖作为江南文明的缘起，为江南的大多数城市提供了丰沛的水源和文化资源。而大运河，作为人工开挖的河道，沟通了自然水系与江南城市间的联系。苏州城市“水陆双棋盘”的格局，其实就是自然与人工结合的产物，是先人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完美而生动地应用于城市规划的具体体现。归根结底，是顺应自然、因地制宜。正是这种先进的生态文明观，促成了江南的先民们最先发展农田水利，并利用自然优势，开创了“苏杭熟，天下足”的富庶与繁华。

所谓自省，是一种与水文化息息相关的智者文化。江南地区，自古通江达海。自春秋战国以来，江南运河与天然的江河湖海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水网系统，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网络，奠定了水乡泽国的自然与人文生态。“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江南地区多产状元。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统计，明清两朝全国录取进士51681人，其中出自江南的进士达7877人，占全国总数的15.24%。记载显示，明清两代每七个进士中就有一个出自江南。正是这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优秀代表的古代江南文化基因，使得该地区的人民善于总结反思，进而不断涌现出大批思想家。他们敏锐多元的思想，与江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的互动，又进一步催生了江南近代工业的发达，也推动江南地区的协调发展。

总之，水是江南的魂。江南文化的秉性是建立在顺应自然、亲水善治基础上的包容性、内倾性和自省性的总和。新时代，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与传统的江南地区大体吻合，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让江南文化站上了新的历史舞台。认真审视、积极传承、创新应用江南文化的精髓，理解江南文化的秉性，定能为“十四五”期间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发展带来更大的机遇，创造更好的未来。

（作者为苏州市职业大学校长、研究员，江苏省社科联社科应用研究“大运河〈江苏段〉文旅融合发展”协同创新基地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