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梁晓声的《浮城》是一部向前看的忧思小说，那么刘仁前的《浮城》则是一部向后看的寻根之作。这里所说的“寻根”，并非如当年的“寻根文学”那样重在从传统与民间汲取精神，而是从80年代生活与心灵世界中寻求存在的意义之根。 刘仁前的《浮城》凸显出独特的文化意蕴与审美价值。同样是一座风雨飘摇的浮城意象，在梁晓声笔下它与大地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失去了精神之根，而在刘仁前这里，它则暗含着相反的精神指向：浮城与大地血脉相通，一种人格与精神的内在力量在防范着浮城的倾灭。 小说故事展开的时间集中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始的短短几年，而主人公是楚县里的几位大小官员：县委书记柳成荫、镇党委副书记陆小英、副县长朱蕊等。小说故事的主线则是围绕柳成荫下乡考察、回乡上坟、群众上访、黑高荡开发工程、化肥厂假合资风波、抗洪救灾、“人民来信”事件等一一展开。与后来许多为官者从一开始走上仕途之际就扭曲人格不同，他们是怀抱着热情与理想，以干出一番事业的单纯信念走上工作岗位的。上述那种与80年代体验紧紧相连的人格与精神的内在力量便是通过主人公的心路历程来体现的，作家着重挖掘的也是其世事沉浮之下那深微复杂的思想活动，那种激情与忧患并存的内在精神状态。

主人公柳成荫既是一个有抱负有魄力的实干家，也是一位有着浓浓的知识分子情怀并富有个性的开拓者形象。早在80年代初，主人公柳成荫大学毕业刚到清江市工作的时候，就被视为“事业心很强，一心想成就一番事业的男人”。后来受到老市委副书记的赏识，成为后者的“乘龙快婿”，但他从来没有懈怠的想法，踏上仕途后总是一心扑在工作上。“那时，他头脑里没有房子，只有组织上和老泰山的教诲：年轻干部在生活上一定要低标准，在工作上一定要高标准。这一低一高能做好了，将是前途无量。”几年后，他从清江市委副书记的任上来楚县履新，担任一把手的工作，这时他心里想的是：“我根就在这儿，不在楚县扎根，对不起组织培养，对不起家乡父老。我自然会向组织、向家乡父老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的。”发自心底的理想信念使柳成荫较少沾染官僚气与人们习以为常的圆滑世故。

他清廉，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但显然不是为了作秀，而是出自对于为官原则的坚持，同时也是对于做人原则的执守。他闯劲十足，看到几千亩水面的黑高荡每年只收几捆芦柴，他忧心忡忡地慨叹“放着这么好的资源不用，真是犯罪啊。”思想要解放，湖荡要开发，并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这些行为当然不排除干出政绩的目的，更重要的则在于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迫使他义无反顾地冒险为之。实际上，几年后的一场大水，不仅让楚县县城变成了飘浮在水上的一座浮城，全境一片泽国，也让柳成荫在楚县的政治生涯变得有如水中浮萍，在风雨中飘浮不定。因为，失败的工程成为政敌攻击他的重要把柄。而这也正从另一个侧面反证了，被某些人视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柳成荫做实事不保守不以做官为目的的性格特征。这样的精神气质在一心想在黑高荡经受一番艰苦生活磨炼的朱蕊、一心扑在工作上最后在洪水中牺牲的陆小英等人身上同样存在，他们有操守有信仰，远离人浮于事的疲软和惰性，作为柳成荫的补充形象，共同传达了叙述者心目中那独特的80年代体验与精神图景。

刘仁前试图回返80年代的历史场景并重现那一代人的思想体验，这是建立在繁华落尽之后的深层次观照基础之上的。在《浮城》之中，主人公无一例外地远离了英雄形象的光环，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化性格与社会个体形象而存在的，而他们的丰富和立体的性格特征又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个体性格与世俗心理结构的冲突之中展开的，由此也使得小说对他们性格的揭示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文化意蕴、更为充分的历史根据和生活感。

《浮城》的叙事有两条线索，一条就是上面提到的主人公柳成荫赴楚县履职到被迫离开的过程，前后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另一条线索则是他与陆小英的情爱离合。前者是故事的主线，后者是故事的副线，两条线索交替叙述，不时形成交集。作家的这一设计应该说是煞费苦心的。主线所述其实只是小说叙事的表层结构，副线所及才真正构成小说的深层结构，亦系推动故事进程的重要动因。

《浮城》的叙事表明，那失落的人文精神绝不是一个或几个概念的问题，亦非凝固的精神模态所能涵盖的。它是一种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命姿态，一种弥漫于整体性心理结构的精神，一种既躲避了虚假的崇高感又不陷落于卑俗境地的性格气质。而这一切无论对于21世纪的文学，还是对于当下的生活来说，都有着独特的启示价值。（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