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裕、倪征yù（日+奥）、向哲濬、郑鲁达、杨寿林、鄂森……一张近日被修复的彩色照片，牵出一桩往事。照片上的这些中国人，参与了75年前的一场世纪大审判——东京审判。当年参与这场审判的中国人共有17位，其中10位都来自东吴大学法学院。随着学者研究的深入，东京审判国际检查局作为起诉方，其与参与审判的中方代表团合作的取证方法在今年被首次披露。而调查者在有限的时间内搜寻而来的证据，也被认为奠定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基本史料和主要框架。在第10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东京审判闭庭75周年之际，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多方走访，了解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前排左起：桂裕（顾问），倪征yù（日+奥）（首席顾问），向哲濬（检察官），吴学义（顾问），郑鲁达（翻译），张培基（翻译）；后排左起：周锡卿（翻译），刘子健（秘书），杨寿林（法官秘书），鄂森（顾问）。高文彬/摄

东吴大学10名校友亲历东京审判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美、中、英等11国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战中的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史称东京审判。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17人中，共有10人来自东吴大学法学院。“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在当时只有东吴大学法学院是教授英美法的。”苏州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徐惠德说，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位于苏州的东吴大学本部改建为江苏师范学院，到1982年，则更名为苏州大学。位于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也于1952年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

1946年2月7日，在东京审判开庭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率先来到东京。徐惠德告诉记者，当时许多人觉得，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举世皆知，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抱着这样的心态，中国代表团面对审判的唯一准备，就是由向哲濬代表中国政府向军事法庭递交了中国政府认定的11人的战犯名单。东京审判结束后，向哲濬被聘为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

东京审判所沿用的英美法系以对质制为主，以证据为中心，假定被告无罪，由控辩双方就证据进行辩论。这就使得“寻找充分的人证物证”成为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的关键。

但追寻正义的过程，比想象的要复杂曲折艰难很多。在抗战时期，很少有中国官兵保存证据，而日军为掩盖罪行，在投降前就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秘密档案和文件。在这种情况下，向哲濬邀请了毕业于东吴大学，且深谙英美法审讯程序的倪征yù（日+奥）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他们组成的团队几乎从零开始，一点点搜寻拼凑线索。

实地寻证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

为了搜集充分的证据，开庭之前，向哲濬、裘劭恒曾特意陪同国际检察局团队到中国实地调查、会晤证人。

据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杨夏鸣介绍，向哲濬、裘劭恒等人于1946年3月12日下午飞抵上海。他们在中国的行程为上海至北平（飞机）、北平至重庆（飞机）、重庆至南京（飞机）、南京至上海（火车）。调查的分工是向哲濬负责协调、联络；裘劭恒则负责翻译、协助其他的调查等。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以及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约翰·马吉牧师等人成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

除了回国实地寻访，在东京，中国代表团则致力于从日方的资料中寻找有力证据。刚刚毕业于东吴大学的高文彬还翻出了《东京日日新闻》对“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报道，直接促成两名已退役的战犯向井明敏和野田毅被缉拿归案，后引渡至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审判，并执行枪决。

大量确凿的人证物证，揭露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在长达一千多页的东京审判判决书里，第8章“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中专列了一节“南京大屠杀”，详尽描述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并永远将他们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在铭记历史中笃定前行

“我们这次新发现了一本侵华日军片桐部队的写真帖，有军士长个人拍摄的南京照片，也有他本人和片桐部队队长的照片。”在第10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员、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卢彦名披露了一批新发现的文物史料，他在接受采访时介绍，片桐部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臭名昭著，东京审判期间发现的“百人斩”凶手向井敏明、野田毅就是这支部队的。

卢彦名表示，文物史料在学术研究和公众传播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东京审判是仍然影响着当下的一场审判，接下来他和团队还会继续追寻历史真相，推动南京大屠杀的国际传播和史实研究。

历史不容忘记，记忆需要传承。正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曾在日记中写的那样：“我无意去做一个复仇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历史，那一定会招致更大的灾难。”铭记这段历史，守护和平与正义，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徐玲 王苏禾 朱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