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民仆

近日，《江苏文库》中《江苏文化专门史·江苏刻书史》出版。刻书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自古以来，刻书在江苏古代文化建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江苏历代刻书事业对境内政权稳定、经济繁荣起到重要作用，也助推江苏文脉流传千载，泽被后世。

江苏是古代刻书的发源地之一，历史悠久。该书作者、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周生杰介绍，早在唐朝中期，苏州和扬州等地民间就开始雕版印刷日历等在市场上售卖。北宋时期，苏州、金陵等地开始出现官刻、私刻和寺观刻书，并有刻本流传至今。元朝时期，江苏境内建康路儒学、扬州路儒学、平江路儒学、无锡州学等刻书较多，荆溪岳氏、吴中范氏、吴郡陆氏、吴江金氏等私家刻书纷纷兴起。明清时期，江苏官私刻书繁荣，出现了南京、扬州、苏州和常熟四大刻书中心，江苏刻书远销东亚各国。清末民初，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传统的版刻活动逐渐式微，江苏也不例外，但是，以金陵刻经处为代表的刻书业坚守传统，雕版印刷工艺一直维系下来，传承着民族文化的瑰宝。

江苏古代刻书数量庞大，难以计数，许多重要的典籍都曾在这里刊刻过。如《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皇清经解》等等，其中号称“类书之冠”、皇皇千卷之巨的“宋代四大书”之一的《太平御览》，在江苏先后有三次付梓经历。清嘉庆年间，常熟人张海鹏刻本尤为难得，他利用了何元锡抄周锡瓒藏宋刻本366卷等四种版本，邀请参加校订的知名学者有黄廷鉴、孙原湘、盛大士等人。版刻问世后，被时人称为“臻于完善”，评价甚高，在《太平御览》古代版本中占据重要地位。

“书坊刻书是古代江苏刻书的一支重要生力军，由于竞争激烈，各书坊使出浑身解数，提高刻书质量，赚取最大利润。”周生杰举了明代刻书一例。隆庆三年（1569），苏州众芳书斋刻顾玄纬辑录的《西厢记杂录》，其中插图《莺莺像》为刻字工匠何钤所刻，该图“刻印精美，开吴派版画之先”。此画为宋代画院待诏陈居中绘、唐寅描摹，刻画精美、线条流畅，人物栩栩如生，可以说这幅插图很大程度上不再起到文本解说的作用，开始具有了独立于文本的艺术欣赏价值。因此，该图也被众多出版商纷纷转载，如徽州玩虎轩刻本《元本出相北西厢记》、金陵继志斋重刻本《重校北西厢记》、武林起凤馆刻本《元本出相北西厢记》等，经考证上述各本所刻的莺莺像皆据此翻刻。精细绘刻的插图运用使得明代苏州书坊刊刻的小说大受读者欢迎，从而推动书坊刊刻从经史向小说扩展。由于苏州书坊通过打造精品来以质取胜，终异军突起，成为新的小说刊刻中心。

“江苏历史上，不惜家财、不慕仕宦，以刻书为职志的刻书家举不胜举，更令人感佩的是还出现了三位女性的身影。”周生杰说。

一位是明代南京人杨宛，她幼为金陵名妓，16岁归名士茅元仪。天启四年（1624），杨宛刻印自撰《钟山献》4卷；崇祯四年（1631），又刻印《钟山献续》1卷《再续》2卷《三续》2卷。丈夫去世后，战乱继起，杨宛竟然被盗贼杀之于野，令人惋惜。第二位女性刻书家是明代苏州人徐媛，她生于诗书世家，从小得到良好的教育，与陆卿子同为当时引领潮流的女诗人，钱谦益赞誉二人说：“吴中士大夫望风附景，交口而誉之，流传海内，称吴门二大家。”徐媛撰有《络纬吟》12卷，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自刻问世。第三位女刻书家是清代南通人熊琏，她好读书，能文章，不让须眉。嘉庆二年（1797），熊琏在他人资助下刻自撰《澹仙诗钞》4卷《词钞》4卷《文钞》2卷行世。在那个女性毫无社会地位的时代，三位饱读诗书、热衷诗文创作的女性能够将自己的诗文集付梓流传，该有多大的勇气。

江苏古代刻书事业为什么繁荣？周生杰认为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地缘政治的优势。魏晋以后，诸多王朝在此立国，江苏在全国政治和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次，经济繁荣的保障。江苏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襟江带湖，城镇密布，人口密集，经济发展一直领全国之先。第三，丰富的图书编纂。江苏图书编纂事业历时久，数量多，编者众，比如史上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也是在此编纂。第四，先进的造纸和制墨工艺。史书记载，至迟在三国时期，江苏境内出现了造纸活动，此后更是造出了连史纸、毛边纸、毛太纸等；江苏造墨工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早在三国吴时就有墨中加胶的记载，明清时期，苏州阊门一带开设了多家墨店，行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