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镇江的书画发展史光彩照人，留下了辉煌的书画遗产，让镇江在江苏乃至全国都独具异彩。

源远流长的镇江书法

1954年6月，宜侯夨簋在镇江大港烟墩山遗址发现。其腹内底部有铭文，书风雄浑肃穆，结体谨严而舒畅，笔法凝练而遒劲，堪为大篆的上乘之作。焦山藏有周宣王时无专鼎，鼎腹大篆金文铭文清雅秀丽，具有典型的江南神韵。丹阳南门外延陵季子庙中，延陵季子墓碑文篆法敦古；现存焦山的西汉定陶鼎，盖、身隶书铭文融古朴与俊朗、自然与规则为一体，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旧在句容的三国吴碑刻《衡阳太守葛祚碑》，始以楷书入碑，笔法圆劲厚道，起收笔藏露有度，结体方正端整。这些铭文碑刻，只是镇江先秦至三国书法之一斑，但足以证明镇江书法传统之久远。

东吴、东晋及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都以南京为都。当时，镇江名京口，为京都门户，地位十分重要。西晋灭亡后，士人南迁，将先进的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以及优秀的中原书法带来。这些文明传入的主要载体就是西晋的流亡人士，其中有一大批书家，如王导、卫铄、郗鉴、王羲之等。他们随晋室来到南方后，有很大一部分侨居在镇江，促成了镇江书法史上的繁荣期。

这一时期镇江书法的繁荣，得益于晋人南迁所带来的书法在镇江地区的延传，更在于南朝的三个开国之君——南宋的刘裕、南齐的萧道成、南梁的萧衍都出生在镇江。刘裕是书法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萧道成、萧衍本人就是书家，并且是南朝萧氏书法家族的代表人物。南朝的镇江，不但有王氏、颜氏、萧氏三大书法世家的存在，还出现了一批载入史册的重要书家，如：刘穆之、徐羡之、江淹等，他们共同促进了南朝镇江书法的繁荣。

南朝镇江还出现了不少书法理论家。王僧虔的一句“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将“尚文”书法的审美范畴推向了一个高峰，使后来书法美学的品评高度无出其右；陶弘景的《论书启》为我们了解当时书家作品、书法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萧衍的《古今书人优劣评》《答陶隐居论书》《草书状》等书论是对魏晋以来所开创的中国特有的“诗意”式艺术品评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唐代镇江的书坛显得相对沉寂。即便如此，也有值得一提的成就：大诗人许浑在书法方面也有建树；书法家兼书法理论家蔡希综，一篇《法书论》跻身中国书论史。而且，唐代书法巨匠颜真卿归葬于镇江句容，这显然是和南朝时镇江书法世家颜氏有关。大书法家褚遂良的墓葬也在镇江。

宋时，镇江的书坛并不寂寞。米芾这样大师级人物的到来，更使镇江的书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也拉开了镇江书法中兴的序幕。米芾中年后居住在镇江，宣和时被召为书画学博士，助宋徽宗赵佶鉴定宫中所藏历代书画，并据此编成《宣和画谱》和《宣和书谱》。米芾的书法影响深远，尤其在明末，学者甚众，像文徵明、祝允明、徐渭、王觉斯、傅山这样的大家也莫不从米字中取法，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北宋的沈括晚年寓居于镇江，其鸿篇巨作《梦溪笔谈》中对书法的历史、书法现象、书法学习的心得等多有论述；大科学家苏颂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书法家；苏轼与镇江有着特殊的感情，曾先后十多次来镇江，与当时的名流如米芾、佛印等交流繁多，情谊深厚。还值得一提的是，《瘗鹤铭》残石被发现并出水、建亭，所引发的研究对北宋书风产生了重要影响，欧阳修、黄庭坚、蔡襄等皆有考证和论述。

元代镇江书坛最值得称道的是郭畀。郭畀书字迹遒媚、点画精到、结体秀逸雅致，用笔果断有力，颇具自家特色。而在明代的镇江书坛，见诸于史料记载的书家人数迅猛增长，达四十多位，其中，杨一清最具代表意义。杨一清是明代著名诗人，也有书名，现焦山碑林有其游焦山七律诗二首并跋一块。

清代镇江的书法，继东晋南北朝、宋代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小的高潮。这个时期不但产生了镇江有史以来最多的书家，还出现了如笪重光、王文治、张玉书这样的大书法家、大学者，更有刘鹗这样的天才式人物。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他是最早发现、最早收藏、最早研究、最早传播者之一。

江南第一碑林——焦山碑林

焦山碑林保存着六朝至民国时期的历代碑刻。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摩崖石刻，分布于焦山西麓一百余米的悬崖峭壁之上；二是宝墨轩，位于焦山东麓。

焦山碑林内容极其丰富，涵盖了书法、绘画、史料、石雕、墓志铭等；更有王羲之的《破邪论序》、黄庭坚的《蓄狸说》、米芾的《城市山林》以及初唐妙品《魏法师碑》《禹迹图》等一大批国家级碑刻及馆藏。

《瘗鹤铭》则是焦山碑林的镇林之宝。它是焦山摩崖石刻的滥觞之作；后世遂有唐王瓒，宋米芾、陆游、刘龟年，明方豪、聂静，清陶澍、额勒布、金焘等名家在西麓诸岩上题刻，从而渐呈“摩崖”壮观之景。

流派纷呈的镇江绘画

东晋、南朝画像 镇江的东晋画像砖墓，是一座东晋晚期的墓葬。墓壁嵌有浮雕性质的画像砖，画像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图像最多；亦有神怪形象，多与《山海经》合。丹阳的胡桥、建山，共发现三座南朝画像砖墓。三墓中发现了内容大致相同的印砖画像，有《竹林七贤与荣启期》《骑马武士》《骑马乐队》《羽人戏龙》以及神像、天人等，表现了墓主生前仪仗出行的场面，也反映出墓主对仙神、对“七贤”的崇尚。这些画像艺术造诣较高，为探讨南朝绘画风格提供了可信的实物资料。

五代宫廷画家周文矩 周文矩，五代南唐画家，建康句容（今镇江句容）人，约活动于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时期（943～975）。周文矩善画道释、人物、车服、楼观、山林、泉石，而以人物、仕女最精。学北齐曹仲达、唐代吴道子，却能自成一家。他的仕女画，继承了唐周昉的传统，在面部造型上，得其“闺阁之态”，但也有他独创的地方，比如：行笔多用较瘦劲的“战笔”来表现衣纹，在设色上“不施朱傅粉，镂金佩玉，以饰为工”。

米氏云山在绘画史上，米芾与其子米友仁以“米氏山水”的创格而享有大名，更与同时期的苏轼、李公麟等人成为水墨“文人画”兴起的重要领军人物，其画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尤为巨大。至于米芾自己的绘画实践，其主要成就在山水画。其“烟云掩映，树石不取细意”的“米氏云山”，主要特征是作山以点作皴，作树则数笔而就，勾云烘染，于水墨交融之际，表现江南山水烟雨迷蒙、山骨隐显的意境，属前无古人的创格。

“米氏云山”培养了镇江本地画家对浓重墨色的持久兴趣，激发了京江画人乃至公众对地域风物的无限关怀和自豪，也在极大程度上促成了以本邑山水为题的山水画创作的兴起。

京江画派 18世纪，在当时的镇江（京江）聚集了一批画人，他们处于共同的社会文化、地域背景之下，在长期的政治与经济因素作用下所形成的画学传统和社会风格为京江画派的生长起到了催化作用。

张崟首创，以顾鹤庆、潘思牧为骨干的“京江画派”，至道光、咸丰年间已发展为阵容庞大的画家集群，人数多达数十人，遍及江浙各地，俨然成为晚清江南画坛的一支新军。“京江画派”的后期画家，在地域来源上早已不限于本邑范围，然而他们的作品仍充分地展现出对京江地区山水体貌、艺术传统的敏感和自信。因此“京江画派”后期画家的艺术取向，仍以师法两宋、明代“吴门画派”为主，基本保持了“落笔浓重、丘壑严整”的画派特色。而在另一方面，又因画家的相异师承，创作的不同侧重，从而导致了画派内部丰富的变化和支派的特色。

京江画派的“实景山水”给当时的画坛平添了几分活力和清新之气，一扫画坛沉闷的摹古之风，成为当时江南画坛最绚丽的一道风景线。京江画派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他们对文人修养的追求和对艺术的执着。

吕凤子与正则画派 吕凤子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画家、书法家和艺术教育家，“江苏画派（新金陵画派)”的先驱和最重要缔造者之一。吕凤子15岁中秀才，师从著名教育家、美术家、书法家李瑞清；1910年在上海创办神州美术院，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美学校之一；在重庆璧山创办了私立正则艺术专科学校，并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的校长。他还以其罗汉画和“凤体”书法取得了一生中艺术的最高成就，培养了如朱德群、吴冠中、李可染、刘开渠等一大批当代中国美术大家，在中国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

“正则画派”是吕凤子所创立、以创始人建立的正则学校名命名的一个绘画流派。这一画派主张写生与传统并重，以中国绘画为本体，积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绘画要素进行中国画的创作。“正则画派”深深扎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数十年来，历经时代变幻的风雨，“以美祛私除弊、用爱感召人们”的信念始终没变。其弟子恪守恩师“先人品，后画品”的师训，在学艺从教的漫长生涯中，本着正直处世、清白做人的准则，用不断自我修身的行动实践着吕凤子先生“人生制作即艺术制作”的金石之言，努力造就一个个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我”，他们的成就在中国画坛和教育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