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范仲淹少时祷告神灵，问日后能否当上宰相，卦象示以不能，又祷告，“不然，愿为良医。”

范仲淹后来大愿得偿，官至参政知事（相当于副宰相），推动庆历新政，致力国强民富，不过他也没放弃良医梦。他熟读《素问》，精通医理，尤其重视“气”的作用，“看《素问》一遍，则知人之生可贵也，气须甚平也，和自此养，疾自此去矣”；他还研究用药，同僚韩琦牙痛，他建议视情况用硫黄沫揩涂或用搜风药，朋友尹洙希望清暑热，他开出“花蛇散”的方子；有感于当时医生数量少、水平不高，他建议国子监选派名医，传授医学典籍，培养医药人才。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医者的地位却不高，与乐师等均属于士农工商中的“工”，其社会地位非但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有天壤之别，就连与主政一方的官员、掌管事务的小吏也难以比拟。无怪乎当时就有人质疑，“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良医之技，君何愿焉？无乃失于卑耶？”不过，范仲淹的回答很有境界：“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他所考虑的不是职业地位、个人成就，而是能否“能及小大生民”，如能，余皆不足论。

范仲淹像

良相救世 良医救人

主政者身居要位，一个政策、一条制度、一种方式，甚至一己之好都会对百姓的生存、生产、生活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位置越高，能力越强，影响越大，惠泽万方，谈何容易，略有不慎，倒是流弊丛生，救世转为误世甚至害世。“一不如礼，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是以要求从政者仁民爱物，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并非虚言。

医生所面对的是患者个人，但涉及健康和生命安全，不能大意。医虽“工匠”，更为仁术，社会对医者的期望值没有丝毫降低。晋代杨泉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达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从心术到智慧，再到品行，与对居官莅民者的要求如出一辙。医生对自己的要求也没有丝毫降低，古代学徒满师，师傅常会送一把雨伞一盏灯笼，鼓励徒弟遇病患一心赴救，不图酬报，践仁行义，不辱师名。孙思邈更是指出“凡大医治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博爱之心，早已超出技艺之域，与“为政以德”名异而实同。

良相治国 良医治病

知医懂药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推崇，这就不难理解古时很多优秀的治理者也知医懂药，有的甚至就是行家，如岐伯、黄帝、尝百草的神农、制汤药的伊尹等等。春秋战国时秦国名医医和提出“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看似一语惊人，实乃正本清源。后来黄庭坚“诚求活国医，何忍弃和缓”，陆游“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方”，辛弃疾“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希望用医学思维疗救国家，更说明治国治病相类，医相原本同源。

从受治者的角度看，社会组织结构的系统化、一体化及其运转模式，与人的组织结构功能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其问题治理与人的疾病救治在思维、方法上也极其相似，正如刘伯温《郁离子》所言，“故治乱，证也；纪纲，脉也；道德、政刑，方与法也；人才，药也。”“其方与证对，其用药也无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鲜矣。”更值得一提的是，就治理本身，治国治病，重点都不是治，而是主张不治而治，未病先治，《黄帝内经》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扁鹊称其长兄医术最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未雨绸缪，防患未然，这正是治理的最高境界。

良相勤政 良医勤症

政务繁冗，千头万绪，即便不是事必躬亲，为政者宵衣旰食、夙兴夜寐，也属常见。为相难，为医亦难，为良医更难。古之从医，要精通《易经》等儒家经典，更要熟读医学药学经典，“非《素问》，无以识病，非《本草》，无以识药；非《脉经》，无以诊候而知寒热虚实之证。”要亲身实践，“九折臂而成医”“三折肱知为良医”；要有恒心、孜孜不倦，“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要专心凝神，“医家切须自养精神，专心道业，勿涉一毫外务……倘精神不足，则厌烦苟率，而艰于深心用意矣。”

一勤天下无难事，良相良医皆然。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孙思邈“博极医源，精勤不倦”，清代名医叶天士继承家学，并转益多师十七人，一生忙于诊病、出行，活了八十岁，亦无暇著书立说，其《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未刻本叶氏医案》等均为门人、后人整理。

以范仲淹之勤奋，如不从政，定当成为青史留名的良医。不过，做不到像范仲淹一样高居庙堂为国分忧、为民解难，也不必遗憾。良相良医原无论，一是为国为民心。远处江湖同样可以心怀天下，同样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同样会散发出不一样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