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画家孙温笔下的《红楼梦》。

《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是中国人熟悉的“四大名著”，它们都属于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清小说。近日，由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等单位主办的“明清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高端论坛”在南京举办。大运河文化中的明清小说，通俗文学如何影响江南文化……围绕着多个主题，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展开深入研讨。

“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从‘四大名著’入手的。”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会长、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冯保善教授注意到这个有趣的现象，“‘四大名著’其实就是四部明清小说。它们承载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记录了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具体到时间和地域上，冯保善认为，明清通俗小说是在明万历二十年之后开始快速发展，江南是明清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绝对中心，小说作家广泛分布于苏州、杭州、南京、扬州等繁荣富庶的江南名城。

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方面来说，明清江南小说创作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谓之高地，实至名归”。在冯保善看来，明清两代通俗小说在江南的崛起，代表了江南文化的重要转向，从“诗性的江南”转向“雅与俗的合唱交响”。所谓“通俗小说”，就是指其以“通于俗众”的语言文字，叙写世人喜欢的故事，不同程度地表现着文人对于历史、社会、人生的思考认识及评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俗小说本身就是俗与雅的交响。此外，明代中期以后，雅文学的俗化，通俗文学的趋雅，各种体裁之间交互影响；世俗生活日益精致化，雅文学日趋市场化，这些都体现着江南文化中雅与俗的交融与统一。

中国大运河流淌古今，不仅在大地上刻下印记，还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华彩篇章。研讨会上，大运河对明清小说的滋养，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徐永斌研究员深入分析了江南运河区域“文士治生”（治生，指文人通过授徒、游幕、行医等手段谋生）现象对通俗文学的影响。在他看来，在明清小说的发展史上，大运河起到了显而易见的推动作用，举个简单的例子，大运河担负着漕运功能，大批底层民众为漕运服务，有的成为水手，有的成为纤夫，适应这些运河船夫的通俗文学也应运而生。

徐永斌介绍，明清两代，居住运河两岸或往来于运河之上的江南文士、流寓江南的外地文人创作了以《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三言”等为代表的大批经典明清小说。这些作品又将大运河写入其中，凌濛初“二拍”的短篇小说中，涉及京杭大运河的就多达14篇，“可以说，是江南或运河孕育了这些文学艺术巨擘和传世作品。”他认为，研究和探讨大运河区域的明清小说，对于推进当下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有着积极作用。

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赵建忠教授对《红楼梦》中的南北风俗进行了深入分析。“《红楼梦》亦南亦北，包含着很多明清时期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地域风俗、丰富物产和民俗用语。”比如，书中写到的栊翠庵梅花“二尺来高，傍有一横枝纵横而出，约有五六尺长”，这是典型的南方梅花；乌进孝进献贾府的物品中，有大鹿、獐子、狍子、熊掌、鲟鳇鱼、银霜炭等，多为典型的北方物产。鲟鳇鱼是黑龙江地区的特产，银霜炭则产自北京西山；《葬花吟》中的“今日葬花人笑痴”的“痴”是明清时代的南方方言，北方一般称为“傻”；而书中的骂人话“小蹄子”则源自北方话，称呼奴仆为“鲍二家的”“赖大家的”“周瑞家的”中的“家的”，其实是满语“booi”的意译……

“《红楼梦》中，将这些南北风情交融在一起的纽带，正是大运河。”赵建忠说，曹雪芹家族对大运河极其熟悉，不管是其先祖从北方来到南京，还是曹家被抄家后返回北京，抑或曹雪芹入两江总督尹继善幕重回南京，走的都是大运河水路。曹家在运河边的北京张家湾开有当铺，江宁织造府为皇家采办的丝绸织物，也通过大运河运送北上。很显然，曹雪芹熟谙大运河以及运河两端的南北风情，这些都被他写入书中。运河也成为《红楼梦》故事展开的舞台，林黛玉离开扬州，坐船进京，走的正是大运河水路。

本报记者 于 锋

实习生 刘 妍

通讯员 陶赋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