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宏伟 林惠虹 虞越

千年大运河沟通南北，成为推动并维护中华大一统的重要力量，也蕴藏着中华政治文明智慧。如何从大运河文化中解读中华政治文明？8月24日，中国大运河文化讲堂走进苏州吴文化博物馆，邀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以“大运河与中华政治文明”为题作主旨演讲。范勇鹏在演讲中表示，大运河体现并进一步塑造了中国人在超大时空中管理调配资源的文化基因，这是理解中华政治文明的一把钥匙。

人们常说，地理是文明的摇篮。中国地理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地理板块众多，如人们常说的关中四塞、山河表里、长江天堑等；一个是河流主要为东西走向，阻碍南北交往。这样的“摇篮”容易产生分裂而难于统一，但是中国人却利用运河等超级工程，把广袤的国土编织成统一的巨网，支撑起大一统的中华文明，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广土巨族”。

“广土巨族所代表的规模，正是理解中华文明，理解中西方政治文明差异的关键性起点。”范勇鹏表示，早在尧、舜、禹生活的时代，中国的地域和人口都是大规模的，正是为了破解“规模难题”，中华文明先后实现了两次制度创新：西周的封建制和秦的郡县制（官僚制），这两次创新在世界历史上都很早，很多西方政治学者也认可这是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实际上，中国的古代政治制度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仅拿科举制来说，这种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实现社会流动的方式，英国、法国、德国等直到19世纪才出现，这超出很多人的想象。